“人工智能 +” 与 “互联网 +” 作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核心范式，在表达风格上的相似性背后，是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时代需求的深层呼应。两者既存在一脉相承的技术基因，又在价值创造维度实现了质的跃迁，共同构成数字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。

一、技术基因的延续：通用性技术的迭代升级

作为通用性技术，“互联网 +” 与 “人工智能 +” 共享着 “技术赋能” 的底层逻辑。互联网通过 TCP/IP 协议构建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，实现了 “人 - 机 - 物” 的泛在连接；人工智能则依托深度学习算法与算力突破，赋予机器感知、认知和决策能力，推动从 “连接一切” 向 “智能一切” 演进。这种技术基因的延续性体现在三个层面：

基础设施的继承性：“互联网 +” 时期建成的光纤网络、数据中心等数字基建，为 “人工智能 +” 所需的算力资源、数据流通提供了物理支撑。截至 2025 年，我国 5G 基站数量突破 500 万个，数据中心标准机架规模达 650 万架，构成人工智能发展的 “数字底座”。

应用模式的演进性：“互联网 +” 通过平台经济重构了商业生态（如电商、共享经济），而 “人工智能 +” 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从 “流程优化” 到 “价值重构” 的跨越。例如，在医疗领域，互联网医疗解决了挂号、问诊的效率问题，而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（如哈医大附属医院的 DeepSeek 大模型）则直接提升了诊疗准确性，将肺结节筛查时间从 30 分钟缩短至 3 分钟。

产业生态的共生性：两者并非替代关系，而是形成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。“互联网 +” 构建的万物互联网络为人工智能提供了海量数据来源，人工智能则通过智能决策反哺互联网应用的体验升级。以智能网联汽车为例，车联网技术（互联网 +）实现车辆与基础设施的实时通信，而自动驾驶算法（人工智能 +）则赋予车辆自主决策能力，两者共同推动出行革命。

二、价值创造的跃迁：从连接赋能到认知革命

相较于 “互联网 +”，“人工智能 +” 在技术范式、应用深度和社会影响上实现了三大突破：

技术范式：从信息传递到知识创造

“互联网 +” 的核心是信息的高效流通与匹配，本质上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 “数字化平移”（如线上购物替代线下）。而 “人工智能 +” 通过机器学习、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，实现了从数据到知识的转化，进而创造新价值。例如，腾讯与安阳合作的甲骨文数字化项目，通过 AI “微痕增强” 技术不仅识别了模糊刻痕，更构建了全球最大的甲骨文多模态数据集，推动古文字研究从学术小众走向大众传播。

应用深度：从流程优化到生产关系重构

“互联网 +” 主要优化生产流程的效率（如物流调度、供应链管理），而 “人工智能 +” 则直接参与生产要素的重组。在制造业领域，“互联网 +” 实现了设备联网与生产数据采集，“人工智能 +” 则通过预测性维护、智能排产等技术，推动工厂从 “刚性生产” 向 “柔性智能” 转型。三一重工的 “灯塔工厂” 通过 AI 质检系统将产品不良率从 0.3% 降至 0.02%，同时将订单交付周期缩短 40%。

社会影响：从工具变革到文明对话

“互联网 +”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（如社交、娱乐），而 “人工智能 +” 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运行逻辑。在教育领域，互联网教育解决了优质资源的可及性问题，而人工智能教育系统（如科大讯飞的 “智学网”）则实现了大规模因材施教，通过分析学生学习数据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，使学习效率提升 30%。更深远的是，人工智能推动了文化出海范式的转变：从 “内容输出”（如网络文学翻译）到 “文明对话”（如甲骨文数据库的国际共享），技术赋能下的文化传播正在构建跨文明理解的新路径。

三、实施路径的差异：市场驱动与系统推进

政策支持的系统性

“互联网 +” 更多依靠市场力量自发演进，政策主要起引导作用（如 2015 年《关于积极推进 “互联网 +” 行动的指导意见》）。而 “人工智能 +” 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国家战略体系，《关于深入实施 “人工智能 +” 行动的意见》明确提出六大重点行动、三大阶段目标，并配套 9 项具体措施，形成 “政策 - 技术 - 场景” 的闭环推进机制。例如，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，国家通过发放 “人工智能券” 补贴算力使用，2025 年上半年已累计发放额度超 20 亿元。

技术突破的攻坚性

“互联网 +” 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，更多依赖商业模式创新。而 “人工智能 +” 面临算法、算力、数据等多重技术挑战，需要集中攻关。以芯片为例，我国在 “互联网 +” 时期主要依赖进口通用芯片，而 “人工智能 +” 推动下，华为昇腾 910、寒武纪思元 590 等国产 AI 芯片已实现规模化商用，在特定场景性能超越国际竞品。

场景落地的复杂性

“互联网 +” 的应用场景多为 “线上化” 改造，实施周期较短（如外卖平台 3-6 个月即可上线）。“人工智能 +” 则涉及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，落地周期长、复杂度高。例如，自动驾驶的大规模商用需同时突破算法成熟度、法规适应性、基础设施配套等多重瓶颈，预计到 2030 年才能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的规模化应用。

四、未来发展的协同：构建智能经济新图景

两者的融合发展将推动经济社会进入 “智能经济” 新阶段，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产业升级的双轮驱动

“互联网 +” 解决 “连接” 问题，“人工智能 +” 解决 “智能” 问题，两者共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迈进。在农业领域，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农产品溯源与电商销售，人工智能则通过病虫害识别、智能灌溉等技术提升生产效率。隆平高科的智慧农场项目，通过卫星遥感（互联网 +）与 AI 种植决策系统（人工智能 +），使水稻亩产提升 12%，农药使用量减少 20%。

社会治理的智能转型

互联网技术构建了政务服务的 “一网通办” 平台，人工智能则通过智能决策提升治理效能。例如，杭州的 “城市大脑” 系统，整合交通、安防、环保等领域的互联网数据，运用 AI 算法实现交通拥堵指数下降 15%，重点区域案件发生率降低 23%。

全球竞争的战略支点

两者的协同发展构成中国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优势。在 “人工智能 +” 领域，我国已形成 “算力 - 算法 - 数据 - 应用” 的完整产业链，2024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 6000 亿元，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28%。与此同时，“互联网 +” 培育的字节跳动、拼多多等企业，通过 TikTok、Temu 等平台将中国的商业模式与人工智能技术输出海外，形成 “技术 + 文化” 的双重影响力。

从 “互联网 +” 到 “人工智能 +”，是技术革命从 “量的积累” 到 “质的飞跃” 的必然结果。这种演进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的迭代，更深刻影响着经济结构、社会形态和文明进程。正如霍福鹏主任所言：“人工智能 +” 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，而是通过知识创造与价值重构，推动人类社会向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跃迁。未来，两者的深度融合将重塑全球竞争格局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。